書籍
- 《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
- 作者：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
- 原文作者： Nassim Nicholas Taleb
- 譯者： 羅耀宗
- 出版社：大塊文化
書摘
P.16
反脆弱不只是堅韌(resilience)或強固(robustness)而已，堅韌可以抗拒買撼，保持原狀，反脆與表現得更好。
任何與時俱變的東西，例如進化、文化、觀念、革命、政治體系、技術創新、文化與經濟成就、企業生存、美食食譜(例如雞湯，或者加一滴干邑白蘭地(Cognac)的驗劇中排)、都市的崛起、法律體系、赤道雨林、細菌的抗藥性……等，都具有這個特質，連我們作為地球一種物種的存在也是一樣。反脆弱性決定了活著的有機物(或者深奧的體系，例如人的身體)和呈現惰性的東西(例如桌上的訂書機等物體)，兩者之間的差別。
反脆弱喜歡隨機和不確定，而這也表示——十分重要——它喜愛某一類的誤差，反脆弱性有一種奇特的性質，允許我們去處理未知，可以不必了解它們便放手去做——而且做得很好，且讓我講得更白些：由於反脆弱這個特性，大致來說，我們比較長於做事，拙於思考。任何時候，我寧可愚蠢而反脆弱，也不想極為聰明卻脆弱。
P.19
你不應該犧牲別人的脆弱，而取得反脆弱性。
P.21
人造的深奧系統往往會引發如瀑布般傾瀉而下和一發不可收拾的連鎖反應，而降低或甚至消除可預測性，並且製造出超大事件。所以說，現代世界的技術知識可能不斷增加，但說來矛盾，事情的發展卻遠比從前難以預測。由於人造系統增加、脫離祖先和自然的模型，以及由於每一樣東西的設計十分複雜，而失去強固性，種種理由使得「黑天鵝」扮演的角色與日俱增。此外，我們成了一種新疾病的受害者。本書將這種病稱作嚐新狂(neomania)。由於這種病，我們建立起容易受「黒天鵝」傷害的系統——卻稱之為「進步」。
P.69-70
大自然喜歡給自己過度的保險。
一層又一層的備餘，正是自然系統的核心風險管理特質。我們人類有兩個腎臟(連會計師也有)、多餘的備用零件，而且許多許多東西(例如肺、神經系統、動脈)也有多餘的容量，而人類設計的東西，往往只是備而不用而已，更可說是反備餘——我們有背負債務的歷史紀錄，而這和備餘正好相反(在銀行存進五萬元現金，或者更好的做法，在床墊底下藏五萬元，算是備餘；欠銀行相同的金額，則是債務，也就是備餘的相反)。備餘是個含糊不清的概念，因爲如果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那就像是在浪費。除非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通常是這樣。
P.91
社會學家以「均衡」(equilibrium)一詞，描述相反的力量(例如供給和需求)之間取得的平衡，如此每當出現小小的擾動，或者往某個方向偏離，就像鐘擺那樣，便會往相反的方向調整回來，使情況恢復穩定。簡單的說，這被認為是經濟體的目標。
更深入了解這些社會學家希望我們到達的境界，會發現這種目標可能是死亡。
深奧理論家史都華，高夫曼(StuartKaufman)利用均衡的觀念，區分表二所列的兩個不同世界。
非有機、非深奥系統(例如桌子上的物體)處於慣性的狀態就會達到均衡(依傳統的定義)。
因此對有機物來說，只有在死亡的時候才達到均衡(依前面所說的意義)。
以高夫曼使用的一個例子來說，你的浴缸中，一個漩渦開始形成，之後旋轉個不停。
這種狀況永遠「絕非均衡狀態」——而有機體和動態系統似乎以這種狀態存在。
對它們來說，正常狀況需要某種程度的波動性、隨機性、不斷交換資訊和壓力，而這可以解釋：一旦被剝奪波動性，它們可能受到傷害。
P.97
最後，具有變異性(因此具有隨機性)的環境，不會使我們像在人類設計的系統中那樣，受到慢性壓力的傷害。走在凹凸不平的非人造地面上，不會有兩個步伐完全相同。而缺乏隨機性的健身房機器，給你的則恰好相反：強迫你無止境地重複非常相同的動作。不少現代生活帶來慢性壓力傷害，但那是可以避免的。
P.99-100
在層級存在的情況下，反脆弱性變得有點複雜，也更加有趣。
自然的有機體不是最後的單一單位：它由次單位組成，而它本身可能是某個更大集合體的次單位。
這些次單位可能彼此競爭，再舉個商業上的例子來說。
餐廳呈現脆弱性；它們相互競爭，但一個地方上的餐廳集合起來，而因此擁有反脆弱性。
要是個別餐廳十分強固，因此屹立不倒，整個商業將趕滯不前，或者顯得疲軟，供應的食物不會比自助餐廳要好——我指的是蘇俄式的自助餐食物。
此外，它會受害於系統性的短缺，有時更會爆發重大的危機，需要政府紓困。所有的品質、穩定和可靠性，都有賴於餐廳本身的脆弱性。
所以系統內部的某些部分可能需要具有脆弱性，整個系統才能擁有反脆弱性。
有機體本身可能相當脆弱，但是加密在生殖它的基因中的資訊，將具有反脆弱性。
這可不是小事一樁，因為進化的邏輯背後正是如此。這也同樣適用於創業家和個別科學研究工作者。
P.101
有一種更強的不同的反脆弱性，和超越毒物興奮效應的進化有關——其實和毒物興奮效應非常不同：甚至恰好相反，如果我們從外而觀察，而不是從裡面觀察，是可以將它描述為毒物興奮效應——受到傷害時變得更強。但這裡所說的另一種反脆弱性則會進化，而且是在資訊的層級上運作——基因是資訊。這個單位和毒物興奮效應不同，不會因為面對壓力而變得更強；它會死亡。但它會將好處移轉；其他的單位會存活下來——而存活下來的單位，擁有的特質能夠改進所有單位的集合體，帶來修正的現象。教科書和《紐約時報》週二的科學版面，語意不明地通稱為「進化」。所以這裡說的反脆弱性，不是指內在柔弱的有機體之反脆弱性，而是指它們的基因密碼的反脆弱性；基因密碼可以活得比它們久。這個密碼其實並不關心單位本身的福祉——恰恰相反，因為它會摧毀它旁邊的許多東西。羅伯特·崔佛斯(Robert Trivers)提出「自私基因」(selfish gene)的觀念，認為基因和有機體之間存在競爭關係。
P.107-108
舉例來說，如果你喝少量的有毒物質，根據丹欽的說法，使你的有機體變得更好的機制，是你系統內部的進化，細胞內的壞(弱)蛋白質被比較強——和比較年輕——的蛋白質取代，而比較強的蛋白質則透過一劫(或者類似的運作)。當你讓自己挨餓，壞蛋白質會先分解，並且由你的身體回收——這個過程稱作自體吞噬(autophagy)。這純粹是進化過程，也就是為了提高適應力而選擇和殺掉最好的。但你不必接受特定的生物理論(例如蛋白質老化和自體吞噬)，才會接受這個一般觀念：有機體內部的生存壓力，對它處於外部壓力之下，有助於整體的改善。
如果將錯誤當作一種資訊來源，以**理性的方式進行嘗試錯誤法(trial and error)**，那麼其中的隨機要素其實沒有那麼隨機。如果每一次的嘗試都提供資訊，讓你了解什麼事情行不通，你的解決方案便會開始成形——於是每一次的嘗試都變得更有價值，那就像是費用，而不是錯誤。而且，一路走去，你當然會不斷地發現某些事情。
P.109
每一架飛機墜毀，都使我們進一步提高安全性、改善系統，使得下一次飛行更爲安全——些死亡的人，對其他人的整體安全做出貢獻。
瑞士航空三班機、環球航空800班機、法國航空 447 班機，都促使我們改善系統。
但這些系統會從錯誤中學習，是因為它們具有反脆弱性，而且建立它們的時候，設計成能夠利用小錯誤；
經濟崩潰則並非如此，因為經濟系統以目前的方式建立，不具有反脆弱性。
為什麼?每年有數十萬架飛機飛上天空，一架飛機墜毀不會波及其他飛機，所以錯視受到侷限，而且具有高度的認識性——可是全球經濟系統卻像一個整體那般運作：
錯誤會散播出去，而且愈滾愈大。
同樣十分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談的是局部性的錯誤，不是整體的錯誤；是小錯誤，不是嚴重和致命的錯誤，好系統和壞系統因此有別。
像航空公司這種好系統，設計成能從小錯誤中獲益，而且不互相影響——或者可以說，彼此呈現負相關，因為錯誤會降低未來發生錯誤的機率。
這是觀察一種環境是反脆弱(例如航空)，而另一種是脆弱(例如現代的經濟生活，呈現「地球是平的」風格，唇齒相依)的方式。
每一次空難都降低了下一次發生空難的可能性，但每一家銀行崩垮，卻讓下一家銀行崩垮的可能性提高，建構理想的社會經濟體系時，我們需要消除第二種錯誤——也就是會造成傳染的那種錯誤。
P.111
此外，我認為輸家的特徵是在犯錯之後，不懂得內省、從錯誤中學習、覺得難堪、產生防衛之心，並且試著解釋為何他會犯下錯誤，
而不是以新的資訊來豐富自己，然後邁開步子往前走。這種人往往認為自己是某個大陰謀、壞老闆，或者壞天氣的「受害者」。
最後，我認為，不會犯過錯的人比只犯過一次錯的人不可靠。而犯下許多錯的人——但是同樣的錯誤不犯兩次以上——比不會犯過錯的人可靠。
P.114
我曾經在談論因果關係的假錯覺文章中討論過這個問題，說有篇報紙文章指出，黑手黨的新成員曾經遭蘇聯流放，「因為到過古拉格(Gulag；蘇聯的集中營)而變得堅強」。由於最弱的人在古拉格之旅中死掉，所以我們會產生他們強化的錯覺。有時我們見到人們在試煉之後活下來，由於存活的人群比原來的人群強壯，於是我們會認為這些試煉對他們是好事。換句話說，試煉只是一場無情的考驗，殺掉失敗的人。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我在前面說過的，將脆弱性(應該說是反脆弱性)從個人移轉給系統。且讓我以不同的方式來說。活下來的人群顯然比原來的人群強壯——但是個人並非如此，因爲比較弱的人已經死亡。
有人付出代價讓整個系統得以改善。
P.115
從某個距離之外看這個世界，我可以見到人和自然之間呈現十分緊張的關係——這是因為脆弱性取捨而引起的緊張。
我們見到大自然如何希望她自己(也就是整體)生存下去——而不是每個物種都生存——正如接下來每個物種都希望它的個體呈現脆弱性(尤其是在繁殖之後)，好讓進化的選擇能夠發生。我們見到脆弱性從物種移轉到個體，是整體生存之所必需：物種具有反脆弱的潛力，因爲去氧核糖核酸(DNA)是資訊，但物種的成員會易損，因此必須準備犧牲，而且事實上是為了集體的利益而如此設計。
P.119
我希望——也是解決方案——將來能有個全國創業日，傳達這樣的訊息：
你們大部分的人會失敗、名譽掃地、家徒四壁，但我們感謝你們為這個世界的經濟成長，以及拯救他人脫離貧窮，所承受的風險和所做的犧牲。
你們是我們的反脆弱來源。國家感謝你們。
P.124
這就是人生的核心錯覺：認為隨機的風險高，所以是壞事：消除隨機，就能消除風險。
計程車司機、妓女(非常古老的行業)、木匠、水電工、裁縫師和牙醫等技術勞工，所得波動都很大，但面對小小的專業「黑天鵝」，也就是會使他們的所得完全消失的事件，卻有相當高的強固性。他們的風險是看得見的。但是受雇於人的上班族卻不是這樣，他們的所得雖然不會大起大落，卻可能在接到人事部門的一通電話之後，所得立刻掉爲零而大受震撼。受雇者的風險是隱藏的。
P.147
馬克士威簡潔利落的數學推導令人讚嘆，也讓我們知道緊密控制的危險可以推而廣之到各個領域，並且有助於揭露假穩定和隱形長期脆弱的真相。在市場上實施固定價格，也就是藉此消除投機客(他們是所謂的「雜訊交易人」)和他們帶來的溫和波動性，會讓我們產生穩定的錯覺，因為實際上，風平浪靜的期間會被偶爾出現的急起直落的走勢打斷。由於參與者不習慣市場波動，價格一有小小的變動，便會被歸因於內線資訊作崇，或者系統的狀態改變，因而引起恐慌。如果一種貨幣從不波動，那麼一點小小的波動便會使人們相信世界就要結束。注入若干混亂，反而會使系統穩定下來。
沒錯，讓人稍微混亂是有好處的——這對你有好處，對他們也有好處。套用這一點到日常生活來說，假設有個人平常十分守時，很能預測他的行為，每天都剛好六點回到家，十五年如一日。你可以用他回家的時間設定手錶。他只要晚幾分鐘到家，家人就會焦慮不已。另一個人的行程波動稍多一點——因此難以預測，到家時間差個半小時，也不會令人不安。
P.148
將隨機雜訊注入系統，以改善它的功能，這個觀念已經用於許多領域，根據稱作 隨機共振 (stochastic resonance) 的一種機制，將隨機雜訊加進背景，能使你更準確地聽到聲音(例如音樂)，前面談過，過度補償的心理效應幫助我們在雜訊中取得訊號；我們這裡談的不是系統的心理特性，而是物理特性。微弱的求救訊號可能微弱到無法被遠端的接收器接收。但如果有背景雜訊存在，並且受到隨機干擾，便能被人聽見，把隨機嘶嘶聲加進訊號，能使它升高到足以被察覺，因此聽得到的門檻——在這種情況中，沒有什麼事情做得比不用錢的隨機要好。
拿治金術中的退火方法爲例來說，這種技術需要先加熱一種材料，然後在控制之下使它冷卻，以提高結品體的大小和減少它們的瑕疵，好讓金屬變得更堅硬，同質性更高。正如布利登的驢子，熱導致原子從原來的位置鬆開，隨機漫步於能量較高的狀態；冷卻則使它們有較高的機會找到更好的新結構。
P.152
同樣的，和平——某種強迫、抑壓、不自然的和平——可能會付出死傷慘重的代價：不妨想想歐洲經過大約一個世紀的相對和平，人民活在安逸自滿的氣氛中，等到重武裝單一民族國家帽起，終於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
再說一遍，我們都愛好和平，也喜歡經濟和情感穩定但我們不想長期之後當個冤大頭。
每個新學年，我們接種疫苗(給自己一點傷害，以提高免疫能力)，卻沒有將這個機制移轉到政治和經濟領域。
P.155-156
我對現代化(modernity)所下的定義是，人類大規模支配環境、以系統性的方法磨平世界的窒息波動性和壓力因子。
鋸齒狀，以及現代化等於用系統性的方法，將人類從充滿隨機性的生態中抽離——身體上和社會上的抽雕，甚至知識上的抽離。現代化不只是社會課本所定義的中世紀之後、農業時期之後、封建歷史時期之後。它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特徵是合理化(利用天真的理性主義)，認為社會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必須由人來設計。於是誕生了統計理論，而且有個糟透了的鐘形曲線。線性科學也出現了。
「效率」——或者優化的概念應運而生。
不管好壞，現代化都是一張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將人化約成看起來相當有效率和實用的東西。這樣的方法，在某些層而行得通：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並不全然都是負面的化約。有些可能有益處，只是非常少見。
我們正進入現代化的一個階段，特徵是有遊說者、責任非常非常有限的公司、企業管理碩士、冤大頭問題、世俗化(或者應該說是重新發明一些新的神聖價值，例如以旗幟取代祭壇)、稅務人員、害怕主管、週末待在有趣的地方以及週間待在一般認為不那麼有趣的地方、分隔「工作」和「休閒」(可是在比較聰明的時代中，兩者看起來相同)、退休計畫、爭論成性的知識分子不同意這個現代化定義、字面思維、歸納推理、科學哲學、社會科學的發明、平滑的地面，以及以自我為中心的建築師。暴力從個人移轉到國家。金融無紀律也是。所有這些事情的中心，便是否定反脆弱性。
P.174-175
極少人了解拖延是我們的自然防衛機制，因為這可以讓事情自行發展，發揮它們的反脆弱性：這來自某種生態或自然的智慧，不見得總是壞事——就人的生存來說，我的身體會抗拒掉進它的圈套，我的心靈會抗拒現代化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沒錯，在現代世界中，我申報的所得稅不會照顧自己———但是延後前往不是那麼必要的醫院，或者暫時擱置寫一段文章，直到我的身體告訴我，已經做好準備為止，我所根據的可能是非常強而有力的自然過濾器。我只在自己覺得喜歡的時候才寫，而且只寫我喜歡的主題——讀者並不是傻瓜，所以我利用拖延，向內心的自我和深層進化的過去傳達訊息，抗拒在寫作上進行干預，可是某些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似乎認為拖延是一種疾病，需要矯正和治療。
P.180
這個故事可以從生物的維度來說。我一再表示，在自然環境中，壓力因子是資訊。因此太多的資訊會造成太大的壓力，超過反脆弱性的門檻。在醫療上，我們發現禁食具有療癒的力量，而這是為了避開和攝取食物有關的荷爾蒙衝動。荷爾蒙傳達資訊到人體的不同部分，太多的話，會使我們的生物系統發生混淆。在這方面，就像以太高的頻率獲得新聞，太多的資訊反而有害——每天的新聞和糖會以相同的方式，混淆我們的生物系統。第二十四章(談倫理)會說明太多的資科(尤其是內容貧乏的資料)如何使統計數字完全失去意義。
P.191
你可以控制脆弱性，而且能夠控制的程度，遠高於你所想的。我們整理出三個要點：
(1) 由於察覺(反)脆弱性——或者如同接下來幾章，胖子東尼告訴我們的，實際上是靠嗅覺聞出來遠比預測和了解事件的動態與發展容易，所以我們背負的整個使命，化約為一個中心原則，那就是應該做什麼事，好將來自預測錯誤的傷害降到最低(以及將利益提升到最高)。換句話說，當我們犯了錯誤，情況不但不會分崩離析，甚至可能受益。
(2) 我們現在並不想改變世界(這件事留給蘇聯——哈佛的烏托邦分子和其他脆弱推手去做吧)：我們應該先提高東西面對瑕疵和預測錯誤的強固性，甚至利用那些錯誤，從檸檬做出檸檬水。
(3) 至於檸檬水，歷史好像總是會從檸檬裡做出檸檬水：反脆弱性必然是各種事物承受所有壓力因子之母(稱作時間)，往前推進的必要條件。
P.205
我們之所以需要將重點放在行動上，避開言詞，還有另一個因素要考慮： 依賴外界的認可有損健康。
人們給予認可的方式，既殘忍又不公平，所以最好不要玩這種遊戲。
不管別人如何對待你，一定要具有強固性。
尼洛曾經和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科學家交朋友，非常尊敬這位出衆人物。
雖然這個人(在他人眼裡)於自己的領域已經聲名顯赫，卻還是十分在意他在科學界得到的身分地位。如果有任何作者沒有引用他的名字，或者某個委員會將他不曾得過的獎項發給他覺得比他差的人(那個騙子!)，他會十分生氣。
P.208
你不能預測整體，卻能預測那些依賴預測的人會冒更大的風險，會遭遇某些麻煩，甚至破產，為什麼?做預測的人會因為預測而脆弱。過度自信的駕駛員，最後會導致飛機墜毀，數字預測會使人冒更多的風險。
P.214
我們從文獻中，對斯多噶哲學的傳統理解，是它在某種程度內無視於命運——以及人必須與宇宙取得和諧的其他觀念，這裡一併跳過。它不斷貶抑世俗財富的價值。斯多噶學派的創始人季蒂昂的芝諾(Zeno of Kition)遭遇船難時(古文書中記載許多船難)，宣稱自己十分幸運，卸下了一切重擔，現在可以好好研究哲學。塞內加的著作中，扣人心弦的一句話，是遭逢不幸之後，「我沒什麼好損失的」(nihil perditi)。斯多噶哲學會使你渴望巨災帶來挑戰。而且斯多噶學派輕視豪奢的行爲：塞內加談到一個過著揮霍生活的人說：「他負債累累，因爲他必須向另一個人或財神借錢。」
沒錯，塞內加的目標表面上是哲學，試著堅守如上所說的斯多唱傳統：斯多喝哲學談的不是利得和好處，所以表面上它不是落在反脆弱性的層級上，而只談控制人的命運，以及降低心理層而的脆弱性。但是許評論者完全漏掉一件事。如果財富是一種重擔，沒有需要，那何必去擁有?塞內加為何要保有財富?
P. 215
以這種方式來看，斯多噶學派談的是調適(domestication)情緒，不見得是消除情緒。它不是要將人變成植物。我認為，現代的斯多噶學派哲人是將恐懼化為謹慎、痛苦化為資訊、錯誤化為啓示、渴望化為行動的人。
P.220
脆弱性意味著失多於得，等於下檔損失多於上權利益，等於(不利的)不對稱。
反脆弱性意味著得多於失，等於上檔利益多於下檔損失，等於(有利的)不對稱。
P.223
邁向反脆弱的第一步，是先降低下檔損失，不是提高上檔利益;也就是說，減少暴露在負面「黑天鵝」的機率，並讓自然的反脆弱自行運作。
緩和脆弱性不是選項，而是非做不可的事。這聽起來好像不言可喻，但要點似乎爲人遺漏。
脆弱性就像不治之症，非常磨人。包裹一旦在糟糕的情況下損壞，即使外在狀況恢復，也不會自行修復。脆弱性具有棘輪般的特質，也就是傷害不可逆。重要的是所走的路徑、事件發生的順序，而不只是目的地——這也就是科學家所說的路徑相依(path-dependent)特性。路徑相依可以說明如下：先做腎結石手術，再麻醉身體，和順序反過來的治療程序不同。或者，用餐的時候，先喝咖啡和吃甜點，最後才喝番茄湯，與相反的順序比起來，享受的程度不同。考慮路徑相依時，我們的方法就變得很簡單：不管上檔利益的潛力如何，我們很容易找到脆弱的東西，把它放在三元組的上欄——因為損壞的東西，傾向於永遠處於損壞的狀態。
P.225
槓鈴的意思是什麼?
我用槓鈴(一根槓軸，兩端加重，供舉重者使用)來說明將極端狀況分隔開來，和避開中間那一段，兩者組合起來的觀念，在我們提到的情境中，它不見得是對稱的：
它只由兩個極端組成，中間什麼都沒有。
我們也可以用更為技術性的詞彙稱它為雙峰策略，因為它有兩個明顯的峰態，而不是只有中央一個峰態。
我起初用槓鈴的畫面描述一種雙重態度，在某些領域中以安全的方式去運作(也就是對負面「黑天鵝」呈現強固性)，並在其他領域承受很多小風險(也就是張開雙手，接納正面的「黑天鵝」)，因而取得反脆弱性。這是在一邊展現極端的風險規避行為，在另一邊展現極端的風險愛好行為，而不只是展現「中等」，或者令人聽了不快的「溫和」風險態度(事實上這是一種冤大頭遊戲，因為中等風險容易受巨大的衡量錯誤影響)。
但由於槓鈴的結構，它也會降低下檔風險——因此消除毀滅的風險。
P.229
我們可以在先人的傳說中找到類似的觀念：意第緒(Yiddish)諺語說：「為最糟的情況做準備;最好的事情會照顧自己。」這聽起來好像陳腔濫調，其實不然：不妨看看一般人總是爲最好的事情做準備，卻希望最糟的事情能照顧好自己。我們有無數的證據顯示，人們規避小損失，卻不是那麼注重非常大的「黑天鵝」風險(他們低估了這種風險)，因為他們總是爲可能的小損失做好保險措施，卻不理會不常發生的大損失。這樣的做法恰好反其道而行。
P.230-231
專業工作可以是系列性的：起初從事非常安全的專業，然後投入投機性的專業。我有個朋友，在書籍編輯那種非常安全的工作上，表現十分出色。大約十年後，他完全脫離那一行，踏進投機且風險很高的行業。這是不折不扣的槓鈴：萬一投機失敗，或者未能如同原先的預期，令他得到滿足，他可以重回老本行。塞內加就是這麼做的：他原本過著非常活躍、冒險的生活，接著廠回哲學的領域，從事寫作和冥思，而不選擇兩者的「中段」組合。從「實幹者」轉變為「思考名」的許多人，例如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都會經歷一系列的槓鈴：先是範行動，然後是純省思。
P.236-237
目的論謬誤
我們這裡所說的目的論謬誤，是指你有個錯覺，以為現在十分清楚自己將往哪裡去、過去你十分清楚自己會往哪裡去，以及其他人過去取得成功，是因為知道自己將往哪裡去。
理性的漫遊者和觀光客不同，每一步都會做決定，修改自己的行程，所以他能根據新的資訊吸收事物，這是尼洛在的旅遊途中，設法付諸實踐的，而且，往往是由他的麥覺引。漫遊老不是計畫的奴隸。不管是實際的，還是象徵性的觀光，都充滿目的錯覺它假設人的眼光是完整的，因此使人陷入很難修改的計畫中，而漫遊者不斷地——以及十分重要的，理性地———吸收資訊，邊修改目標。
P.238
就像工業革命時的英國，美國的資產很簡單，就是在冒險和運用可選擇性方面，也就是它具有驚人的能力，能以理性的形式嘗試和犯下錯誤，不必因為失敗、從頭再來、再次失敗而感到羞愧。
相形之下，現代的日本，人們會因為失敗而感到慚愧，因此人民盡其所能，將風險隱藏起來，不管是金融風險，還是核子風險，都是如此。
所以他們坐在炸藥上，卻只得到很小的利益。這樣的態度，和他們傳統上尊敬落難英雄，以及所謂的失敗得十分光榮，形成奇怪的對比。
P.239
第十章列出的公式：
反脆弱性
= 得多於失
= 上檔利益 > 下檔損失
= 等於(有利的)不對稱性
= 喜歡波動性。
如果在你對的時候賺的錢多於錯的時候受到的傷害，那麼長期而言，你會從波動受益(反之亦然)。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支付太多錢買選擇權，才會受到傷害。
但是在這個例子中，泰勒斯顯然做了一筆好買賣———而且我們會在第四冊的其他地方，看到我們不必花錢去買大自然和科技創新帶給我們的選擇權。金融選擇權可能相當昂貴，因為人們知道它們是選擇權，而且有人收取某個價格，出售它們——但是最有趣的選擇權是免費的，再不濟也相當便宜。
P.244-245
假設你是紐約市一棟出租公寓的正式房客，牆壁擺滿了書架。你擁有的選擇權是：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卻沒有義務這麼做。萬一你決定搬到蒙古的首都烏蘭巴托，在那邊展開新生活，只要提早幾天通知房東，和他辭行並且感謝他的照顧就行。但是房東有義務讓你永遠住在那裡，房租是可預測的，要是市內租金大張，不動產出現泡沫式的飆漲行情，你大致上還是受到很通的，另一方面，如果服金重跌，你可以輕而易舉換公寓，降低每個月的支出或甚至借出抵押貸款買棟全新的公寓，每個月的還款額甚至更低。
我們來談談這裡面的不對稱。你會受益於租金下降，卻不會受到租金上漲的傷害。為什麼?因為在這個例子中，你同樣有個選擇權，卻不必承擔義務。不確定性以某種方式提高了這種特權的價值。萬一你面對的將來結果有很高程度的不確定性，也就是不動產價格可能大跌，也可能大漲，你的選擇權會更有價值，不確定性愈高，選擇權愈有價值。
同樣的，這是一種**嵌入式選擇權(embedded option)**，因爲享受特權不需要成本而隱藏起來。
P.265-266
現在來談兩類知識、第一類稱不上「知識」;
它那曖昧不明的特性，使我們無法將它和知識的嚴謹定義聯想在一起。
那是做事情的方式，我們無法以清楚和直接的語言表達——有時這稱作透過否定而得知(apophatic)
——但我們還是會去做，而且做得很好。第二類比較像是我們所謂 的「知識」;
這是你在學校學得、能夠拿到分數、可以有系統編纂、能夠解釋、可以學術化、可以合理化、可以正式化、可以理論化、可以編碼、可以蘇聯化、可以官僚化、可以哈佛化、可以證明等等的知識。
知識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及必要性——
並且天真理性主義的錯誤使我們高估第二類學術降低無法編碼、比較複雜、直覺，或者根據經驗的那類知識的重要性。
我們找不到證據，反駁「這種可解釋的知識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如此次要，甚至無趣」的說法。
我們所會的各種技能和觀念，實際上是以反脆弱的實幹方式學得，或者(從我們天生的生物，本能)自然而得，但我們很可能相信是從書本、理念和推理學到的。
我們雙眼被蒙蔽而看不到;
我們的大腦甚至可能有某種東西，讓我們容易受騙而相信這一點，現在就來談談為什麼會這樣。
在文庫中，知識是以下述的方式獲得：
基礎研究產生科學知識，科學知識又產生技術，技術又帶出實務上的應用，實務上的應用又導致經濟成長和其他看起來有趣的事務。
「投資」於基礎研究的報價，有一部分將用於對基礎研究做更多的投資，而且公民將繁榮興盛，並享有從相識產生的財富利益，開富豪(Volvo)顧車、去滑雪度假、吃地中海飲食，以及在風景秀麗，
經過良好的公園，展開漫長的夏季徒步旅行。這稱作培根線性模型，名稱來自科學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
我將科學家特倫斯·萊(Terence Kealey)： 這個人是生物化學家，最重要的是他是實踐型科學家，不是科學歷史學家)提出的表示式修改如下：
學術 → 應用科學與技術 → 實務
雖然在某些非常狹隘(但高度宣傳)的情況中，例如建造原子彈，這個模型可能有效，但在我檢視過的大部分領域中，反過來說似乎也正確。
或者，至少這個模型不能保證是正確的，而且叫人震驚的是，我們缺乏嚴謹的證據，能夠證明它正確。
情況有可能是：學術界協助科學和技編，進而協助實務，但我們稍後會談到，這是以非有意、非目的論的方式進行(換句話說，定向研究很可能是一種錯覺)。
我們回頭談鳥的比喻。
不妨想想下面提到的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
一群如僧侶般神聖的人(來自哈佛，或者類似那樣的某個地方)教鳥怎麼飛。
請想像六十幾歲的禿頭男子，穿著黑袍，操英語，滿口術語，加上這裡和那裡的方程式。
鳥兒果然飛了起來。真棒的確認!於是他們衝回鳥類學系撰寫書籍、文章和報告，說鳥兒聽進他們的話，所以飛了起來。
真是無懈可擊的因果推論，哈佛鳥類學系現在是鳥兒能飛不可或缺的一個單位。
它會因為做出重大的貢獻，得到政府的研究補助。
數學 → 鳥類飛翔和振翅技術 → (忘恩負義的)鳥會飛
鳥類恰好不會寫那些論文和書籍，原因可想而知，因為牠們只是鳥兒，所以我們永遠聽不到鳥兒怎麼說，在此同時，那些教士不斷向新一代的人類宣傳他們的貢獻，而新一代的人類完全不知道哈佛開鳥類飛翔課程之前的狀況。
沒人討論鳥兒或許根本不需要這種課程——也沒人有任何誘因，去觀察有多少數量的鳥，不需要靠這個偉大的科學機構協助就能飛行。
上面所說，看起來荒謬無比，問題是換個領域，它看起來竟然合情合理。我們顯然不認為由於鳥類學家的貢獻，鳥兒才學會飛行——如果有人真的如此相信，他們必然很難說服鳥兒。
但是如果我們將「鳥」換成「人」，
為什麼人學會做事情，必須歸功於學者授課，這話聽起來相當合理?
一和人類動因(human agency)扯上關係，事情頻時變得混淆不清，使人糊塗起來。
於是錯覺愈滾愈大——政府提撥資金、納稅人的錢下來了、華盛頓日益壯大(以及自給自足)的官僚機構全部投入協助鳥兒飛得更好。
等到有人開始縮減這些資金，問題就來了——一堆人疾言厲色指控，說不協助鳥兒飛行，就等於殺害牠們。
所以我們根本看不到替代性程序的可能性，或者這種程序扮演的角色，於是一個迴圈出現：
隨機修補(反脆弱)→試探啟發法(技術)→實踐與實習→隨機修補(反脆弱)→試探發法(技術)實踐與實習……
與上面的迴圈平行，
實踐→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當然有些例外，有一些意外的漏網之魚，但這其實少之又少，而且引起過度的狂熱和過度概化)。
p.270
副現象
蘇聯—哈佛錯覺(教烏怎麼飛，以及相信由於開了這門課程，鳥兒才學會這種神奇的技能)屬於一種稱作副現象(epiphenomena)的因果錯覺。
這種錯覺是什麼?
當你站在船橋或者舵手的位置，眼前有一只大羅盤，你可能很容易就產生一種印象，以為羅盤正指引船隻前進的方向，而不是只反映船前進的方向。
教鳥怎麼飛的效應，正是副現象信念的一個例子：
我們見到富裕和已開發國家的學術研究程度很高，於是毫不質疑地認為研究創造了財富。
在副現象中，你通常不會在不看到 B 的情況下 看到，所以你可能認爲 A 造成 B ，或者 B 造成 A ，到底是何者，取決於文化架構，或者當 地的新聞記者認為哪種解釋合理而定。
p.272
揭穿副現象的真面目
我們可以藉觀察事件的先後順序，以及檢查某件事是否總是在另一件事情之前發生，而發掘文化論述和意識中的副現象。
這是已故的克萊夫，葛蘭傑(Clive Granger：本人是個優雅的紳士)改良的方法。
葛蘭傑是實至名歸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
瑞典銀行(Sveriges Riksbank)了紀念艾爾佛烈德·諾貝爾(Alfred Nobel)而頒發諾貝爾獎，卻將這個獎頒給許多脆弱推手。葛蘭傑的方法是科學哲學家可以用來建立因果關係，唯一嚴謹的科學技術，因為他們現在可以藉觀察事件的順序，而推斷(如果不能衡量的話)所謂的「葛蘭傑原因」。
在副現象的情況中，你最後看到的是A和B並存。但是如果你考慮順序，改良所用的分析方法，因此而引進一個時間維度——或B何者先發生——並且分析證據，那麼你會看到A是否真的造成B。
P.279-280
為藝術而藝術，為學習而學習
現在來看看因果箭頭方向的一些證據，也就是靠授課而增進的知識，是否真的帶來繁榮。
嚴肅的經驗調查(主要得歸功於當年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蘭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找不到證據，證明提高整體教育水準，會提高國家層級的所得。
但是我們曉得反過來說是對的，也就是有 了财富之後，教育水準會升高———這可不是眼睛上的錯覺。
不必用世界銀行的數字，光是坐在扶 手椅上也能推斷這件事。
我們研判的箭頭方向是：
教育 → 財富與經濟成長
或者
財富與經濟成長→教育
證據很容易檢查，而且就躺在我們眼前。
我們只要找來一些既富有又具有某種教育水準的國 家來看，觀察何種情況在另一種情況之前就可以。
我們以流氓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強而有力且少即是多式的論點來說。
一九六〇年，台灣的識字率遠低於菲律賓，每人所得只有菲律賓的一半;今天台灣的所得為十倍之多。
在此同時，韓國的識字率遠低於阿根廷(識字率為世界上最高者之一)，每人所得約爲阿根廷的五分之一;
今天韓國的所得為三倍之多。
此外，同期內，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識字率顯著提高，生活水準卻下降。
我們還可以多舉一些實例(普里切特的研究相當詳盡)，但是我不懂為什麼人們不了解簡單的真相，也就是被隨機性愚弄產生的影響：誤將只是相關的事情，視為存在因果關係，也就是，如果富國的教育程度很高，便立即推斷教育使得一個國家富有，連探討都不去探討。
這裡也牽扯到副現象(推論的錯誤有一點來自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爲教育被認為是「好事」;
我不懂人們為什麼不將一國的財富和墮落等「壞事」做副現象聯想，並且推斷墮落或者高自殺率等和財富有關的其他弊病也產生了財富)。
我的意思不是說，教育對個人一無是處：對一個人的事業生涯來說，它可以提供有用的證書——但是這種效應在國家的層級被沖刷掉了。
教育可以穩定一個家族各個世代的所得。商人賺到錢之後，將子女送往巴黎大學就讀，後來當上醫生和文官。
這個家族會維持富有的狀態，因爲有了文憑，在祖先的財富用光之後很久，家族成員還能繼續待在中產階級。
但是這些效應在國家的層級不會出現。
P.299-300
由於一連串的偏誤，歷史學家容易受副現象和其他因果錯覺的影響。
要了解科技史，你需要非歷史學家或者心理框架正確的歷史學家來說明。
歷史學家必須觀察科技如何形成，而發展出自己的 觀念，不能只讀和它有關的敘述。
我提過特倫斯·基萊揭穿所謂的線性模型的真相，而他是實踐型科學家。
實踐型的實驗室科學家或者工程師，能夠親眼看到藥理上的創新或噴射引擎的實際生產，因此能夠避免掉進副現象，除非他在展開實務工作之前，已經被洗腦。
孩子不懂空氣動力學的各種定理，也不會解運動方程式，可是我們並不擔心他們學不會騎腳踏車。
那麼，為什麼他不把某個領域的道理，移轉到另一個領域?
難道他不知道芝加哥這些場內交易員會對供給和需求有所反應，彼此競爭賺錢，但不需要靠吉爾薩諾 夫定理，就像大馬士革露天市場的阿月渾子交易商不需要解一般均衡方程式，也懂得怎麼訂定產品的價格?
P.301-302
交易員的交易 → 交易員想出技術和產品 → 學術界的經濟學家發現公式，並且宣稱交易員使用這些公式 → 新的交易員相信學者的話 → 爆炸(因為理論引起脆弱)
我們的論文躺了將近七年，才有一份學術性經濟期刊同意發表——在這之前，出現一個很奇怪的 現象：
它是經濟史上下載最多的論文之一，但是頭幾年根本沒人引用。沒人想要攪亂一池春水。
實務工作者不寫東西：
他們只顧放手去做，鳥兒果然會飛，而教牠們飛的人，正是寫故事的人。
所以我們很容易判斷，歷史其實是輸家寫的，因為他們有時間，學術地位也受到保障。
P.303
證據正凝視著我們
我們發現工程師也被歷史學家掩蓋真相。
在前面提到的那件噁心事件之後不久，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社會科學研討會，發表我和豪格 共同撰寫、該財務學教鳥怎麼飛的觀念。我當然遭到質問(但是這個時候，我已經身經百戰，很 能應付經濟學家的質疑)。
然後發生叫人驚訝的事。會議結束時，主辦單位告訴我們，正好在一個星期之前，羅傑斯大學的教授菲爾·斯克蘭頭(Phil Scranton)也曾提交相同的故事，但是談的不是選擇權公式，而是講噴射引擎。
斯克蘭頻表示，我們一直在用嘗試錯誤的實驗方式，建造和使用噴射引擎，沒有任何人真正 了解理論，製造商需要原來的工程師，因為他們懂得如何操弄事情，好讓引擎能夠運作。
理論稍 後才以一跛一拐的方式出現，以滿足知識界那些喜歡計算的人。但是你不會在標準的科技史讀到 這樣的事情，我兒子念的是航空太空工程，便不知道有這種事。斯克蘭頓相當客氣，把重點放在 創新一團亂的情況中，而這「有別於我們比較熟悉的分析與人造創新方法」，好像後者才是常態似的，而其實顯然不是這樣。
P.304
現在看看身邊的建築物：從金字塔到歐洲漂亮的大教堂，它們的幾何形狀十分複雜。
因此一 個冤大頭問題，會使我們傾向於相信，由於數學才會有這些漂亮的建築出現。
但是這裡和那裡總 有一些例外，例如金字塔，因為這些建築，是在歐幾里得和其他希臘理論家之後，我們有了比較 正式的數學之前出現的。
一些事實如下所述：
建築師「或者當時所說的工藝大師」依賴試探啟發 法、經驗法和工具，而且幾乎沒有人懂任何數學———中世紀的科學史學家蓋伊·博如昂(Guy Beaujouan)指出，十三世紀之前，整個歐洲會算除法的人不超過五個。
那時沒有定理，或者定理個頭，但是建築師不必靠我們今天的方程式，也能算出材料的抗力——他們興建的建築物，今天仍然大都屹立不搖。
P.310
我們發現，英國教區牧師的研究貢獻高得不成比例。
他們無憂無慮、飽學多聞，擁有一棟大房子或至少舒適的房子，有傭人服侍，茶和塗濃縮奶油的烤餅源源不絕地供應，而且閒暇時間多得是。
當然了，這表示他們擁有可選擇性。他們是開明的業餘愛好者。
且讓我暫時展現詩情，自學式的學問，具有美學的構面，很久以來，我書房的牆上貼著法國知名中世紀研究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寫的一段話。他相信文藝復興是來自獨立的古典文學研究者，而不是來自專業學者。
他檢視了這段時期的繪畫、素描和演奏，比較中世紀大學成員和古典文學研究者截然不同之處；
其一是被學生群團團圍住的教授。
另一是形單影隻的學者，坐在幽靜而隱秘的斗室裡中，但在寬敞而舒適的房間中，則任令自己的思想天馬行空。在這裡，我們遇到學校的喧 囂、教室的塵埃，以及集體工作場所中對美的冷漠。
那個地方則展現秩序和美。
奢華，平靜和艷麗。
證據告訴一般業餘愛好者(以及飢餓的冒險家和民間投資人)，說他是工業革命的源頭。
我們說過，基萊不是歷史學家，也謝天謝地，不是經濟學家，在《科學研究的經濟法則》(TheEco- nomic Laws of Scientific Research)中，買疑傳統的「線性模型」(亦即相信學術科學帶出技術)———
在他看來，大學是因爲國家有了財富之後才繁榮起來的，而不是反過來說。他甚至稱這些大學和天真的干預一樣，造成醫療傷害，因此帶來負面貢獻。
他指出，在政府以納稅人錢資助研究而進行干預的國家，民間投資下降且離去。
舉例來說，日本力量強大的通商產業省的投資紀錄十分可怕。
我不是用他的觀念來主張推動政治計畫，反對提撥資金以促進科學，要說明發現重要的事物時，因果箭頭不是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
P.314
以純研究為例，研究獎助和資金是給人，不是給計畫，而且少量分配給許多研究工作者。
科學社會學家史提夫，夏平(Steve Shapin)在加州觀察創業投資家指出，投資人傾向於支持創業家， 而不是支持創業點子。
他們做的決定，主要是根據人的意見，再以「你認識誰」和「誰說了什麼」 加以強化。
拿創業投資家的術語來說，你賭的是騎師，而不是馬匹。為什麼?
因為創新會漂移，一個人需要漫遊者那樣的能力，去捕捉在眼前出現的機會，而不是卡死在官僚模子中。
夏平表示，重要的創業投資決定，是在沒有真正營業計畫的情形下做成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分析」的話，一定屬於候補、證實的性質。
我自己也和加州的創業投資家有往來，目的是投資自己，而當然了，這正是個模子。
資金顯然應該給修補者，也就是你相信會好好掌握選擇權、作風積極的修補者。
P.317
在某些情况中，由於發現的來源在軍事單位，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以麥耶斯書中談到的癌症化學療法為例。
一九四二年，美國一艘載運芥子氣的船隻，在義大利巴里(Bari)外海遭到德國人轟炸。
由於芥子氣對罹患液體癌症(消滅白血球)的士兵病情產生影響，因此有助於發展化學療法。
但是芥子氣遭到日內瓦公約禁止，所以整個故事變成機密——邱吉爾清除了英國文件中所有相關的紀錄，美國則極力壓制這種資訊，但沒有禁止氮芥所產生效應的研究。
醫生兼醫學作家的詹姆斯·樂法努(James Le Fanu) 爲文提及治療革命，說戰後年頭那段期間出現大量有效的治療方法，但它們不是由某個重大的科學洞見所激發。
來源恰好相反，「醫生和科學家發現，他們沒有必要詳細了解什麼事情錯了，只要以摸索和隨機的方式，透過合成化學，就能得到好幾個世紀以來醫生錯過的治療方法」(他以格哈德·多馬克(Gerhard Domagk〕找到的磺胺類藥物為中心實例)。
P.3224
反火雞問題
現在來就我所說的事情，做點背後的鉛管工程——談談統計報表的認識論。
下面的討論會告訴你，未知的事物、你沒看到的事情，可能在一種情況中包含好消息，卻在另一種情況中包含壞的領域中，情況會更側重於某一邊。
消息。在極端世界再說一次(有必要一說再說，因為知識分子通常很健忘)， 「沒有證明」並不等於「證明沒有」 ， 而這個簡單的要點，含義如下所說；以反脆弱的事物來說，過去的資料往往沒有好消息，而對脆 弱的事物來說，則是壞消息沒有那麼容易出現。
假設帶一本筆記簿到墨西哥去，和你隨機遇到的人談話，然後設法算出總人口的平均財富。
你的樣本很可能因為缺乏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那個人，而得不到什麼資訊。
在約一億的墨西哥人當中，(我估計)斯利姆比底下七千萬到九千萬人加起來還要富有。
所以如果你取的樣本包含五千萬人，而且除非你將稀有事件包括進來，否則你的樣本可能什麼都沒有，因此低估了總財富。
P.323
不要忘了我們的使命是「不當火雞」。
箇中要點是；
當面對容易受火雞問題影響的長樣本(long sample)，我們往往會估計次數較低的不利事件——
簡單的說，稀有事件很稀有，而且通常不會在過去的樣本中出現，而由於稀有幾乎總是負面的，
所以我們得到的是比事實還要明亮的畫面。
但是在這裡，我們需要面對鏡像，也就是相反的情況。
在正不對稱下，也就是反脆弱的情況中，「看不見」的事物是正的。
所以「實證證據」通常錯過了正面事件，並且低估總利益。
談到古典的火雞問題，準則如下；
在負不對稱的脆弱情況(火雞問題)中，樣本傾向於低估長期平均數；它會掩飾缺點，
但是顯現特質。
這些結果讓生活變得簡單。
但由於標準方法沒有考慮不對稱性，因此學習傳統統計，但是沒有非常深入研究這門學科(只是在社會科學中提出理論或者教導學生)的幾乎每個人，都弄錯了火雞問題，我有個簡單的準則，那就是在哈佛教書的人，對事物的理解，預料應該會遠低於計程車司機，或者不懂制式推論方法的人(後者是用試探法，過程可能出錯，但行佛商學院以前的教師包括脆弱推手莫頓)。
P.325
失敗七次， 加減兩次
請我們暫停一下，根據本章到目前為止所說的，提出一些準則。
(1) 尋找可選擇性; 是根據可選擇性排列事物;
(2) 最好是有開放式的報償，不是封閉式的報價;
(3) 不要投資於營運計畫， 而是投資於人，所以要找有能力更換六或七次事業生涯的人(這是創業投資家馬克· 〔Marc Andreessen〕運用的方法);投資於人，就不會掉進根據營運計畫， 向後配適敘事的陷阱。 這麼做，只會變得比較強固而已;
(4) 確保你擁有槓鈴，不管這在你的業務中代表什麼意思。
P.330
沒有證據顯示一個人棋下得不錯，離開棋盤之後也會做出更好的推理——即使是和一堆人玩盲棋遊戲，到了棋盤外的地方，記憶力也不會比一般人要好。
可是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為人熟知。
我們接受遊戲的領域特異性(domain-specificity)，也就是它們無法訓練你在真實的生活中表現得更好，一旦轉譯，會有嚴重的損失。
可是我們發現很難將這個教訓，運用到在學校中習得的技術能力，也就是，我們必須接受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在教室中學得的事情，大致上仍留在教室中。
更糟的是，教室可能帶來某種能夠察覺的傷害，但很少人討論這種醫療傷害。
勞拉·馬提格( Laura Martignon)讓我看了她的博士生伯吉特·厄爾默(BirgitUlmer)的研究結果，證明孩童的計數能力在學了算術之後便滑落。
當個你問孩子十五根柱子之間有幾個間隔，不懂算術的算出有十四個。
學過算術的反而一頭霧水，而且經常犯下說有十五個的錯。
足球媽媽的觀光化
生物學家和知識分子威爾遜(E. O. Wilson)曾經被問到，什麼事情最會阻礙孩童的發展;
他的答案是足球媽媽。
他並沒有用到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的概念，卻說得十分精確。
他表示，這些媽媽壓抑了孩童的生物自衛本能、他們對生活中事物的熱愛。
但是問題更為普遍;足球媽媽試圖將試誤、反脆弱性從孩子的生活中消除，使他們遠離生態，將他們改造成在既存(且和足球媽媽相容)的現實地圖上運作的書呆子，他們是好學生，卻是書呆子——也就是說，他們就像電腦，只是速度慢一些。
此外，他們現在完全沒有受到訓練去處理曖昧不明的情況。
我在孩童時期經歷過內戰，不相信結構化學習——其實我相信的是，一個人不必是書呆子，也可以成為知識分子，只要他有一座私人圖書館，而不是進教室，並且像毫無目標(但理性)的漫遊者那樣花時間，從圖書館內外的隨機性所能給我們的東西中受益。
如果我們嚴謹的態度正確，那麼我們需要隨機性、混亂、冒險、不確定性、自我發現、近乎創傷的事件，因為所有這些事情，才會使過下去。
這和虛有其表的執行長預先設定行程表且靠鬧鐘提醒的結構化、虛假且缺乏效能的生活生活值得不同，連他們的休閒活動也受制於時鐘，被擠壓在四點到五點，因爲他們的生活夾在各種安排好的事情之間。
現代化的使命，看起來好像是要將生活中的每一滴變異性和隨機性擠壓出來——(如同我們在第五章說過的)結果卻很矛盾，反倒使世界遠比從前難以預測，好像機會女神想要做最後定奪似的。
只有自學者是自由的。而且，不只和學校有關——能夠將自己的生活去商品化、去觀光化的人都是。
運動試著將隨機性放進第六走道鮪魚罐頭旁邊賣的那種盒子中——這是一種異化(alien-ation)的形式。
P.353
脆弱性，不是機率
我的論點更進一步，認真和假(因此就是我們所謂的「信念」)在人的決定中，扮演可憐 的次要角色;從真和假而來的報價居於主宰地位——————而且這幾乎總是不對稱的，某個後果遠大於 另一個，也就是存在正不對稱性和負不對稱性(脆弱或反 脆弱)。
讓我說明如下。
我們會在旅客搭機之前檢查他們是否攜帶武器。我們相信他們是恐怖分子嗎；真或假?
- 假， 因為他們不可能是恐怖分子(機率很低)。
但我們還是會檢查，因為我們面對恐怖行動顯得脆弱。
這裡面 有不對稱性。
我們感興趣的是報償，以及問題爲真時(也就是他們果然是恐怖分子)的後果或報價 太大，而檢查的成本太低。
- 假， 因為他們不可能是恐怖分子(機率很低)。
你是否認爲核子反應爐可能在明年爆炸?
- 假。
可是你寧可認 為它是真，因此花數百萬美元做額外的安全防護，因爲我們面對核子事件顯得脆弱。
- 假。
第三個例子；你是否認為隨便吃藥會傷害你?
- 假。你會吞下這些藥丸嗎?不、不、不。
如果你坐下來，用筆寫下過去一個星期所做的所有決定，或者如果可能，寫下今生做過的所有決定，你會發現它們幾乎全有不對稱的報償，一邊造成的後果大於另一邊。
你所做的決定主要 是根據脆弱性，不是機率。
或者再說一遍， 你主要是根據脆弱性做決定，不是那麼在意真或假。
P.376
要知道為什麼大成了一種障礙，不妨想想不適合養大象當寵物的理由，不管你在情感上喜歡這種動物。
假設你家的預算負擔得起買一頭大象，並且請人送到你家後院。
等到有一天缺水——這時就要忍痛了，因為你別無選擇，只好花錢去買水——每多一加侖的水，你必須來愈高的價格。
這就是脆弱性，因為規模變得太大而產生的負凸性效應。出乎意料的成本占總成本的百分率將高得嚇人。
養一隻貓或一隻狗，不會在必須忍痛的時候，負擔這種出乎意料高得嚇人的額外成本——多出的費用占總成本的百分率會非常低。
儘管商學院教到「規模經濟」的好處，規模卻會在你承受壓力的時候傷害你;處境艱難的時 候，規模大並不好。
有些經濟學家不懂為何企業的合併沒有銷聲匿跡。
結合起來的單位，變得龐 大許多，因此更加有力，而且根據規模經濟的理論，它應該更有「效率」。
但是數字顯示，規模 增大，最好的情況是什麼好處也撈不到——我們已經在一九七八年知道這件事，因爲理查·羅爾 (Richard Roll) 提出「自負假說」(hubris hypothesis)，發現在歷史紀錄不良的情況下，企業還在合併， 表現出不理性的行為，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最近的資料仍然證實合併紀錄不良，以及相同的自負現象存在。
經理人似乎忽視了這種交易的經濟層面沒有好處的事實。規模之中似乎有些東西會傷害企業。
P.381-382
為什麼飛機沒有提早抵達
如同以往，我們先從交通問題談起，然後推而廣之，踏進到其他領域。旅客(通常)不喜歡不確定性——尤其是在照著固定行程表旅行的時候，為什麼?因為影響是單方面的。
由於旅行時間不可能真的是負值，所以不確定性往往造成延誤，使得抵達時間增長， 減少。或者，抵達時間會縮短幾分鐘，但拉長幾個小時。這是明顯的不對稱。任何 事情、任何震撼、任何波動，導致總飛行時間增長的可能性高得多。
這也說明了如果你將時間的流逝看成混亂增加，那麼從某方面來說，這也解釋了時間是不可逆轉的。
現在將這個概念應用到專案上。就像當你把不確定性加到搭機旅行，飛機通常會比較晚落地，而不是比較早(這些物理定律十分普遍，甚至在俄羅斯也行得通)，當你把不確定性加到專案上，它們的成本往往會增加，完成的時間會拉長。
這適用於許多專案，實際上適用於幾乎所有的專案。
P.403
且讓我彙整前面的論點；
如果你擁有有利的不對稱性或者正凸性(選擇權是個特殊例子)， 那麼長期而言，你的表現會相當好，
在不確定存在的情況下，表現優於平均數。
不確定性愈大， 可選擇性便扮演愈吃重的角色，而且更好的表現會更好。
這個特質對人生十分重要。
P.406-407
騙子在哪裡?
記得我們說過，干預推手注重正向行動———也就是放手去做。
正如正向的定義，我們見到有所作為受到我們的原始心靈的尊敬和讚美，因而引導出天真的政府干預行動，最後以災難收場，然後人們普遍指責天真的政府干預行動，等到人們接受那些行動的確以災難收場，接著又展開更多天真的政府干預行動。沒有作為不被認為是一種行為，而且似乎不是我們所負使命的一部分。
表三顯示這種效應如何普遍存在於各個領域中，從醫療到商業都可見到。
我這一生一直使用一個令人驚煲的簡單試探發法；
認清騙子很簡單，就是他們會給你正向的建議，而且只給正向的建議，
利用我們容易受騙和當冤大頭的傾向，聽他們一說，頓時覺得某件事再明白不過了，等到後來你忘記它們，那樣的感覺便隨風而逝。
不妨看看市面上一堆「怎麼做」的書，書名叫作「———的十個步驟」(你可以填入豐富生活、減重、交朋友、創新、當選、銀練肌肉、找老公、經營孤兒院等)。
可是在實務上，專業人士，也就是被進化選上的人，用的是負向方法；
下棋高手試著靠不輸棋而贏棋；
一個人是靠不破產(尤其是在別人這樣的時候)而致富；
宗教主要是禁止你做某些事情；
人生中要學的是避開什麼事。由於少數一些措施，你便能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分風險。
此外，我們會被隨機性愚弄，是因為大部分情況都充滿高度的隨機性，我們沒辦法確切判斷到底是成功的人擁有長才，還是擁有長才的人會成功——但是我們相當能夠預測負面的事，也就是完全不具備任何長才的人最後會失敗。
P.411
我發現少就是多試探啟發法在兩個地方和我的研究不謀而合。
第一,極端效應:某些領域中,稀有事件(再說一遍,不論是好或壞)占有不成比例的分量,而且我們傾向於視而不見,所以把注意焦點放在利用這種稀有事件,或者採取保護措施以防受到它的傷害,可以改變很大的高風險暴露程度。只要操心「黑天鵝」的暴露程度,日子就會過得相當容易。
少就是多已經證明極為容易發現和應用—————而且面對錯誤和心意的改變具有「強固性」。
或許一大部分問題可能不容易找到原因,但是它們通常都有簡單的解決方法(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但是夠多的問題有:真的是夠多的問題有簡單的解決方法),而且這樣的解決方法俯拾即是,有時光靠肉眼便能找到,不必使用複雜的分析和依賴脆弱性很高、容易犯錯、到處找原因的書呆氣。有些人曉得八〇/二〇的觀念。維爾佛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在一個多世紀前發現,義大利二○%的人擁有八○%的土地,反之亦然。在這二〇%中,占二〇%(也就是四%)的人擁有八○%土地中的八○%左右(也就是六四%)。最後是不到一%的人擁有全部土地的五○%左右。這描述了贏家通吃的極端世界效應。這些效應非常普遍,從財富的分布到每位作者的書籍銷售量都看得到。
